乔治·凯南：冷战时代“遏制政策”之父，与构筑美国外交政策的“局外人”

俄乌冲突爆发已进入第二周，两国之间依然在战火与谈判中胶着，欧美对俄罗斯的不满也越发强烈。自上个世纪末苏联解体后，美俄之间从未有过直接的军事冲突。但为何在近年来美国会选择对俄罗斯的经济、社会乃至文化进行一系列的制裁？抛开表层战争的导火索，美俄关系紧张背后的历史根源究竟从何而来？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退战、布尔什维克的旗帜树立在西伯利亚的土地上时，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仍对这个新兴政权了解甚少。如果说在苏联刚刚成立时，许多美国人还对布尔什维克们的统治能力存疑，为什么在短短几十年间，美苏这两个新兴的超级大国，就陷入了对抗的境地？美国为什么大费周章，在二战后期逐渐确立了对于苏联进行限制、帮助欧洲振兴等战略？George Kennan（乔治·凯南）无疑是解开上述迷局的关键人物。半个多世纪以来，Kennan 常作为美国“遏制政策之父”而被人熟知。早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他就提出美苏之间在文明传统、意识形态、国家利益上存在着根本分歧。因此美国需要对苏联采取坚定又灵活的政策，通过政治博弈，威慑苏联，避免其扩张。但他反对美欧建立实体性的军事同盟，认为这会进一步造成欧洲内部的分裂，并引发苏联和美国更深的龃龉乃至对抗。Kennan 的洞见，来自于他作为外交官和历史学者长久以来对欧洲地缘政治的观察和思考。1925年从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毕业后，Kennan 进入了当时影响力还较弱的美国外交部门，以外交官的身份行走于欧洲多个国家。在此期间，Kennan得以近距离地观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政治经济势力的变化。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工作了两年（1944年到1946年）后，Kennan成为了美国政府对苏联的主要分析人员。他在1946年写给美国国务院上司的“长电报”（Long Telegraph），一年后以修改后的形式发表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这篇作者署名为“X”的《苏联行为的根源》（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论述了美苏之间的根本性差异，认为两国之间不可能有中间道路或妥协。这篇被后人称为“X文章”的文字，成为了美苏冷战初期最有影响力的声明。Kennan 的观点随后更明显地表现于他在1947年-1950年间参与的外交决策中。时任美国国务院新设政策规划部主管的他，参与制定了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帮助美国理清自身海外利益的主次，主张在经济和政治上建立美国的同盟。然而 Kennan 的现实主义观念并没有继续受到美国当局的赏识。他在1950年暂别政界，回到普林斯顿进行研究和教学。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Kennan 认为自己的观点常被政策制定者们误读。本期书单包含了 George Kennan 的著作以及相关传记。这些书丰富而深刻地描绘了这位杰出的政治家与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和学术反思。是20世纪的国际关系史、冷战史研究里不可忽视的作品。对过去的了解，虽然不能为当前的问题提供具体的答案，但对于历史的认知，能够帮助我们在面对当下的困惑时，有更多的智慧和视角。

俄国退战，1917-1920

点击下图直达本书购买页本书荣获本书荣获普利策历史奖、美国国家图书奖（非虚构类奖）、乔治·班克罗夫特奖和弗朗西斯·帕克曼奖在1953年从政府离职后，George Kennan 加入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学院历史研究所，在那里他撰写了一系列有关苏联研究的书籍。这本书为 Kennan 的美苏关系研究系列丛书的第一本。在此书中，Kennan 引人入胜地探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美俄关系的复杂性。自1917年俄国革命后，到1918年俄国最终脱离一战交战国行列，这四个月见证了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也成了为美俄两个新兴超级大国未来关系奠定基础的关键时间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对于初兴的列宁政府，美国政府和人民仍处于困惑的阶段。有人对布尔什维克充满了同情，也有人对俄国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德国达成局部和平的行为颇有微词甚至十分愤慨。而俄国内部与东欧地区局势的剧烈变化，也使得美俄关系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这段历史，成为 Kennan 在此系列美苏关系丛书中的第二本 The Decision to Intervene 的前传。作者不仅生动地描绘了相应历史事件，也为理解随后的苏美关系模式以及复杂的国际外交进程开辟了道路。

美国卷入，1917-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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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荣获本书荣获普利策历史奖、美国国家图书奖（非虚构类奖）、乔治·班克罗夫特奖和弗朗西斯·帕克曼奖1918年，美国政府决定派遣军队到西伯利亚，干涉俄国革命。在此书中，George Kennan 以新颖的文学技巧，结合翔实的史料，再现了这一历史事件：美国时任总统威尔逊决定将第339步兵团派遣至欧洲。军队在英格兰进行了短暂停留，并在英国的统筹下，抵达了俄罗斯西北部的摩尔曼斯克。当时在俄国的美国人中主要有两种思潮，一种认为退出了战争的布尔什维克是德国的代理人，甚至是俘虏；一部分人认为俄国和德国有可能成为盟友，进而赢得战争。人们好像确信，苏维埃的力量实际上已经成为过去，而俄国的衰落必然会导致德国的进一步渗透。因此同盟国必须着眼于重建对德国的抵抗。这种思想也是美国出兵干预俄国的起源。这些观点在 Kennan 看来都是错误的，代表了美国当时外交政策制定中弥漫的无知、混乱、恐惧与困惑。作者从错综复杂和充满细节的历史中，提取出一个小而关键的片段，并将目光投射在这场历史戏剧中登台的个体身上：即便身居高位的个体，在宏大的历史事件面前，也可能充满了困惑，且会发觉自身对于历史的影响有限。

俾斯麦欧洲秩序的衰落，1875-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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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潜在根源，在本书中，George Kennan 专注于一小部分发生在19世纪后半段的幕后事件，以展示它们如何成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铺垫。在书的序言中，George Kennan 哀叹“我把第一次世界大战……视为20世纪的重大灾难——这一事件……是西方文明失败和衰落的核心体现。”但 Kennan 也矛盾地发现，他对于西方文明没落的担忧，与1914年战争爆发时萦绕在欧洲街头巷尾的战争狂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何在 Kennan 处，近乎末日审判的战争，在大部分人处，却激起了十足的热情？在其中，到底是谁对历史局势作出了错误的推断？从这个问题出发，Kennan 从微观史的角度，撰写了这部19世纪70年代法俄关系的书籍，试图通过研究历史，来探究什么原因导致人们产生了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狂热、以及对战争后果的误判。Publishers Weekly曾在书评中指出，Kennan 作为前美国驻俄国和南斯拉夫大使的身份，结合他独特的历史、外交、和语言学的眼光，为解开19世纪晚期欧洲和巴尔干半岛的政治谜团，追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民族主义和军事主义起源，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从布拉格到慕尼黑，1938-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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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George Kennan 被任命为美国驻布拉格公使馆秘书。1939年3月，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在大部分西方外交官选择离开时，Kennan选择了驻守这个国家。
本书汇集了 Kennan 在1938年到1940年书写的外交文件、信件与笔记。这些一手资料，是这个现代欧洲史中的悲剧事件的独特记录。Kennan，这位受过历史学学科训练的杰出外交官，以老练而敏感的笔触，书写了当时捷克社会的“德国化”，德国对于捷克斯洛伐克本土组织的剥削，和对捷克商业和工业的接管；德国对反犹太主义计划的坚持；以及货币和通货膨胀等问题。

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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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入围1993年胡佛总统图书馆协会图书奖决赛

1947年1月被任命为国务卿的马歇尔，面临着双重困境：对外，亟待更新一系列外交政策以应对变化的国际局势；对内，负责外交事务的美国国务院长久以来被忽视、管理不善，因而士气低落，且效率低下。马歇尔上任后不久，就邀请 George·Kennan 领导国务院中的一个新设部门——政策规划部。

历史学家 Wilson D. Miscamble 详细研究了1947年到1950年这段二战后期美国外交战略形成的关键时期，Kennan 对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起到的作用。本书通过国务院政策规划人员的视角，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不仅包括对苏联和东欧的看法，还包括美国在亚太的部署。

本书提出了一个富有争议的论点，即美国在应对西欧的经济混乱和军事疲软、巴勒斯坦难题、德日战后的权力真空、苏联的核威胁等危机时，没有宏伟的计划。其外交政策的构建，是为了应对紧迫的需求和挑战而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决策者在一连串的国际危机后，经历了“大量的即兴创作”后，出台的自己的外交政策。这种政策是功能性的，更多的是来自于环境的召唤，而非将外交意志强加于环境。

本书细致地描述了政策制定者和政策制定背景的复杂关系，作者提醒读者，虽然个体能够对外交政策的制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即便是 Kennan 这样杰出的政治家，在研究其影响时，也不能忽略了政策制定中的各方利益博弈与历史偶然。

从凯南到基辛格，知识分子和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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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犀利的分析中，历史学家 Bruce Kuklick 讲述了美国和苏联的核对峙时代——这段现代历史的关键时期里美国战略和外交政策思想的发展，以及知识分子在其中起到的作用。
知识分子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外交决策？个体如何通过政治和权力运作来影响决策？为什么有些思想家能够对国家战略起到重要作用，而其他人则扮演着次要角色？政治理论和政策之间有何关系？Kuklick 在本书中，通过研究上世纪美国外交决策中的知识分子，回应了上述问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George Kennan 开始，到研究基辛格和越战结束，作者研究了美国当时最重要的思想家们如何在外交政策中推进他们的思想，以及个体的思想如何在机构中得到展现和表达。Kuklick 回溯了知识分子是如何服务于（并最终成为）外交政策机构的，并强调了知识分子在政策制定中的认知和实际角色之间的巨大差距，以及他们分析的局限性。这本书不仅为读者了解冷战期间美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提供了一个窗口，还能引发读者继续思考：在当下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学界以及社会科学理论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学者应该如何反思及应对自己的局限性？

References

周桂银，1993年，《乔治·凯南的外交思想》，《美国研究》第2期。Frazier, R., 2009. Kennan, “Universalism,” and the Truman Doctrine.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11(2), pp.3–34.Saltzman, I.Z., 2021. The Life Cycle of Grand Strategies: The Case of the American Shift to Containment.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36(2), pp.277–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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